余镇直辖前奏重庆计划单列始末2

重庆直辖市前奏.计划单列市始末（2）

文/余镇

三、喷珠溅玉的城市改革重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前29年，即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为一个阶段，在计划单列期间进入拐点，前者投资规模年均3个亿，而后者仅头5年就达到年均20个亿，5年的基建规模超过前29年总和。年代初的朝天门码头石阶而且这头5年的百余个亿，没有包括珞璜电厂和江北机场在内的35项重点工程的投资，因为斯时那35项工程尚在进行，未曾决算。有趣的是，这35项重点工程，总投资恰好35个亿。这样的规模过去10年也达不到。 　　短短几年间，房子高了，公路宽了，起落的飞机大了，凌江的大桥多了，居民用上了天然气，许多人不出家门就能打电话，民用水、电不再或少得多地停供…… 　　市民用欣赏的目光注视这一切，用欣喜的语气赞美这一切，但可能少有人去想这一切背后的逻辑，而那往往才更本质。 　　有个例子很典型。 　　重庆市的长寿县（现为长寿区）就有大型天然气矿，但那时有关政策是先工业后民用，重庆坚持先解决民用。陈之惠是重庆大学客座教授，有次在重大讲课，谈到民生和科技，陈之惠当堂承诺:一定要让大家烧上天然气。台下使劲给他鼓掌。 　　在同重大师生接触中，陈之惠经常看到老师们烟熏火燎地生煤炉，满腹经纶的学者呀，不坐在书桌边而佝偻在自家门前，加柴添煤使劲扇火，任凭一张脸上泗涕交流，真有点为五斗米折腰的意味！陈之惠看着心酸，“这透出的是什么？是生产力的浪费呀!”但他真敢在课堂说那话，还是因为事前他已得到市领导首肯，要在任内让居民用上天然气，把大量人力从恶劣环境中解放出来。市委、市政府对此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接天然气主管道那天，于汉卿市长到了现场，要亲眼看着工人安装，天黑下来，他还不走，他说:“看到接通了我才放心。”安装工人被感动了，于是人人踊跃。 　　廖伯康至今记得，改革试点头一年，总书记胡耀邦在重庆讲过一个观点。耀邦同志把国民经济比作爬秦岭的列车，把重点建设比作车头，他说我们的一条经验是，车头在前面拉，农业在后面推，车厢里就生机勃勃。听了这话，市领导们觉得一扇思维的窗口被打开了。 　　计划单列期间重庆一直努力搞重点建设，但不是为建设而建设，建设是车头，目的在“车厢”，而后面助推的，重庆选择了城市改革，因为对于改革试点中的重庆而言，城市问题比农村问题更为急迫。基础建设和城市改革，一个硬件，一个软件，共同为重庆注入新的活力，重塑起重庆新的形象。 　　城市改革的青萍之末，在政府职能转变。多年来重庆吃够了用行政手段管经济的苦头，但在传统体制框架之下重庆本身也在重复着这一弊端，因此，试点改革大幕刚刚启开，重庆就将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管理，遵照经济规律调整了政府职能，这相当于战前的指挥系统和作战意图调整，是一项总揽全局且意义深远的举措。 　　调整后最大的变化是，市政府下属的69个行政性公司被重组，新形成的41个公司和15家总厂不再行使行政职权，公司从事服务，总厂推入市场;而原是市政府组成部门的煤管局和机械局则试行行业管理，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有效途径;市体改委在调整中应时而出，还是市委和市政府双重领导，配备了最强的干部，由市顾委副主任马力执掌帅印，常务副主任王竹也是一员猛将，早些年就以敢说敢为著有口碑。 　　马力曾是一位从延安抗大走出来的老军人，他同重庆结缘是在重庆解放，当年就是他那个师最先进入重庆主城。尔后他由师副政委成了重庆工业局长，再过几年又成了管工业的副市长。职务升迁并没有迁走他的军人本色，有这样一个典型例子:他在体改委的办公室朝西，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毫无遮拦地填满整个屋子，室内既无空调也无窗帘，温度与室外相差无几，他就在这样环境中，戴着草帽思考和处理重庆城市改革的若干事务，那时他已经年逾古稀。 　　因为有多年经济管理的经验积累，马力对重庆的城市经济结构及其体制上的长处和短处，有比一般人深刻得多的体会，当然更清楚体制改革的繁琐和尖锐，毕竟那将触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他像当年率部队攻城略地一样，带着两支队伍，一支是以王竹领军的市体改委，一支是以陈世璞为首的市委研究室，深深地扎进工作。经过许多日日夜夜，拿出了15套改革方案，招招见血。市委采纳他们意见，在口岸建设上下了大功夫。 　　原本重庆就是西南地区最早拥有海关机构的城市，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重庆成为长江最早开埠的5个城市之一，年即设立海关，抗战期间中国总税务司署就设在重庆，那时重庆关是全国最大的海关，这一切皆因之于重庆在整个西南唯独拥有通江连海的条件，重庆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内陆口岸城市应当算是天择。但这种自然选择一度被人为破坏，在封闭的计划体制中，重庆海关被裁撤，还有，重庆只有国内支线机场，天空基本上是封闭的，再还有，那时全国对外贸易主要窗口是广州交易会，而在年年热闹非凡的广交会上，重庆没有展台，因为那是按行政级别分配的，省辖市重庆没这个资格。凡此种种，重庆又怎能发挥自然地理优势？又怎能发挥中心城市的吸纳和辐射功能？又怎能有效地实行对外开放？ 　　感谢国家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计划单列改革前，重庆海关恢复，单列第二年重庆关升格为正厅级，下设成都关，业务范围达川东、川南58个县，商检和疫检机构也相继配套，国家还赋予重庆独立的进出口权，广交会上为重庆设了单独展区。而重庆则从基础设施上进行配套，修了国际机场，改善了公路条件，在铁道部支持下相应调整了铁路调度计划，口岸功能逐渐增强。但在水上运输方面重庆碰到点麻烦，而这一点恰恰又很重要，因为那时我国进出口物资90%以上走水运，一定程度上讲，没有水运就谈不上对外开放。 　　水运是重庆最大的自然优势，两江环护，一线通海，资源难求，然而在旧的体制下，这也被条块分割、部门所有弄得支离破碎，重庆以上的船队不能直航到宜昌，出川船队不能到武汉，在封闭的环境中，川江没有多少船跑。 　　胡耀邦年溯江而上到重庆，还在途中，他就尖锐地问:“滔滔长江，何时能百舸争流？” 　　他离开重庆到贵州，在那里更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贵州有煤卖不出，江苏缺煤买不到，他让贵州挖煤卖给江苏，贵州说只有走水运才划算，但贵州只有小河船，到长江得换驳，换驳就得有码头，而重庆码头不让贵州船靠泊。言下之意，不是贵州煤不愿顺江而下，而是前行路上障碍重重。 　　重庆码头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南来北往的船只都来靠泊，重庆这才逐渐兴盛，才有了在长江上游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列车一路颠簸，到了重庆改革试点时，重庆港已经很具规模，其九龙坡作业区不但拥有当时全国内河最大的浮吊，还同铁路联了网，在全国山区河流码头中这种条件十分稀罕，遗憾的是重庆港内众多码头划地为牢，谁家的只为谁家服务，外来船只望港兴叹，徒唤奈何，压港压船成了港口的顽症。而另一面，每个码头又因为任务不饱和而效益低下，长航重庆港务局那时年年亏损，动辄就亏几百万。 　　部门所有乌云般屏敝了码头的社会属性，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在研究试点方案时，重庆向中央要来了港口管理权，但真正行使权力却不那么简单。 　　那时重庆港务局归属于交通部直属的长江航运管理局，而在港口内同时还存在着省管航运公司码头和本地航运公司码头，以及省和市的码头行政管理机构，既有政企不分，也有条块分割，而且五龙治水，各揣心事，形成割据状态。 　　为了廓清混乱，马力让王竹和陈世璞各自发挥优势，组织专门力量研究港口问题。他们千方百计找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港口资料归纳、综合，最后认定港口管理应当从政，而码头作业属于企业行为，应当推入市场轨道。市委、市政府根据这个思路，对港口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所有码头统统从原航运公司及相关机构剥离出来，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港务公司，直接面对社会和市场，港口管理局则不再参与一切具体经营行为，代表市政府行使行业管理权。 　　举棋一步，全盘皆活。重庆港乃至川江航运重新洗牌，港口理顺了政企关系，同众多航运企业之间形成了新的格局，于是重庆港和川江航运出现新的繁荣，由此重庆的口岸城市功能迅速增强。 　　港口体改，旨在完善口岸建设，然而重庆没有想到，这一步竟引发了全国交通运输业的大震荡。 　　那时全国所有运输枢纽站，包括航空的、铁路的和公路的，都是站、运合一，重庆港率先实施港航分开、政企分开，立即在全国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所有运输场站立即有了立脚不稳的感觉。重庆港改革甫一启动，各地观摩者就纷至沓来，在好几年里，重庆港都是全国交通运输体制改革的一个样板。 　　年4月，重庆改革试点刚好满1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重庆调研。这一年里他一直牵挂着重庆改革，他要看看中央的决策是否落实，到底有没有成效？他说“不亲眼看看我不放心。”他到了朝天门，高度评价重庆港体改。 　　那次向总理汇报改革工作，照说该“一把手”王谦讲，但王谦有意把廖伯康推到一线，他让廖伯康主讲，廖伯康不敢僭越，王谦就说:“老廖哇，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吧，我一开夜车脑子就不行了。”廖伯康只好上了。面对总理，他说“唉呀，今天是新兵上阵，老将观阵，”总理就笑了。在轻松的氛围中，廖伯康用他惯常的风格先归纳后举例谈了10多个关于改革出效益的观点，其中谈到有些改革是可以不花成本就能出效益的，总理要他说具体点，他就讲了重庆港。重庆港实行港航分开、政企分开后，港口码头对所有船舶开放，效率一下就上去了。人还是那些人，设施还是那些设施，改革前，重庆港务局已连续亏损19年，累积亏损额高达万，改革那年，原计划再亏万，结果却是盈利万。这显然有些出乎总理意料之外，因为他听后眼睛一亮。 　　以后总理走到哪里都推广重庆港经验，只要地方提出要港口，他都点头。他答应天津市长李瑞环下放天津港，尔后就去了辽宁，辽宁正谋划开发辽东半岛进而建设环渤海经济圈，那也是个大手笔改革方案。大连市长瞅个机会凑到总理身旁，提出要大连港，总理当场应允，并且让秘书通知交通部办理。这里交通部还在做天津港的下放方案，交通部长就接到总理秘书电话，部长搁下“看来我们步子迈小了哇。”几天后部长就痛下决心，宣布全国港口按重庆港模式下放地方，实行港航分开，就连当时规模居世界第4的上海港也不例外。再过几年，这股飓风相继登陆公路、民航和铁路，大小运输场站纷纷脱离运输企业，独立运行。 　　那次汇报中让总理感兴趣的还有重庆关于流通体制的改革，那也是重庆城市改革的重点之一。 　　重庆在西南地区最早开埠，数千年历史兴衰中有一条清晰的轨迹，那就是重庆由交通带动流通，再由流通带动城市经济。流通是重庆城市经济链条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重庆市委、市政府自然十分重视流通体制改革，甚至提出了扩大流通，搞活流通，建设大西南物流中心的口号。这项改革的核心是打破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格局，把市场机制引入流通领域，搅活“一池春水”，因为涉及面大，所以在5个层面同时进行。 　　一个层面是改革商业体制。传统计划经济将商业批发也按行政层级进行，省为一级批发，部分地、市设二级批发，区县是三级批发，然后才是零售。每件商品从工厂出来，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过，走走停停，然后才蹒跚抵达消费终端。这显然人为地拉长了商品在市场的旅程，降低了资本循环效率，增大了消费成本，而且机构重叠不可避免。单列前，就有14家省属商业二级批发站设在重庆，而重庆也有10多家业务范围相同的公司，省、市商业企业同处一城同咏一曲，但旋律各不相同，甚至不时互为干扰，结果反而众人拾柴火旺。 　　重庆打破条块分割，对商业骨干企业进行改革重组，实行站（原省属二级站）司（原本地批发公司）合一，畅通渠道，并按商品类别设置专业批发经营部，重庆称之为“划细拉通”。同时政府还搭建一个新平台，那是位于朝天门码头的一幢独立大厦，正式名称为“工业品贸易中心”，里边为所有专业批发机构准备了竞技场地。而在全市各区县，还有70多个各种规模的工业品贸易中心和农副产品贸易中心。这大大小小的“中心”，搭建起重庆新的商业批发主渠道网络。重庆商业从此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应该说现在天天人头攒动的朝天门商品市场就萌芽于此。体制改革当年，就吸引来周边地区客商，重庆工业销售额因此上升13.11%。 　　再一个层面是改革生产与流通关系。重庆打破行业壁垒，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让生产单位同商业企业牵手，形成新的合力。比如采取“全年商业定购承包，工定定额补贴经理基金”的办法，让纺织工厂同商业针纺公司（站）联营;采取“产销联合安排，依靠商业主渠道销售，遇事共同协商”办法，让工业五金公司同商业五金公司（站）联营;采取“按成本收购，联合销售，利润分成，淡季贴息”的办法，让电扇生产企业同商业交电公司（站）联营;采取“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办法，让重庆铝制品厂同商业百货公司（站）联营，等等。这种形式上类似于那时香港盛行的前店后厂的经营机构，先后组建了几十个，包括工商联营、商商联营以及农工商联营，在这些联合体中，商业的市场触角嫁接到了生产单位，生产部门能更快更直接得到市场反馈，生产目的性因此更强，效益自然就好，改革第一年重庆电扇厂就增加30%销量。商业最直接的好处是库存明显下降，仅年，全市商业库存量减少20%。消费者也得实惠，因为少了中间环节，商品成本降低，价格也下来了。 　　又一个层面是改革流通环节的所有制构成。重庆商业一直有个口号，叫人民商业为人民。为了这个“为人民”，有关方面多年来绞尽脑汁，却总不尽如人意，经常有群众埋怨商业网点少，购物不方便。为此商业部门经常组织送货下乡活动，规模也不可谓不大，动不动就几十辆大卡车，载着各种日用百货，一路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农民扎起彩楼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赞美之辞不绝于耳，但活动一过，复归沉寂，一切如旧。 　　重庆打破所有制构成的传统格局，鼓励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国营为主干，集体和个体拾遗补缺，实施“人民商业人民办，办好商业为人民。”当年就上了10多万户城乡个体商贩，在全市商业门面中，集体和个体占了70%，其从业人员在全市商业领域占到42.8%，其营业额占全市商业零售额的28%，到第二年，这些从业人员和营业额几乎再翻一番。财政未花一分钱，多年的顽症迎刃而解。 　　还有一个层面是改革价格体系。重庆打破统购统销的僵死局面，将市场机制引入价格体系，实行灵活的价格政策，多种小商品随行就市，计划外超产的生产资料则议价销售，农副产品除粮、油外，逐步放开价格。让价格成为一种扛杆，撬动市场竞争，再还有一个层面是改革外贸经营方式。这主要得益于中央的政策支持，重庆有了独立外贸经营权，加上完善的口岸设施，对外贸易以及对外开放立即出现强劲势头。第一年就同3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的外贸关系，第二年翻一番，出口商品收购总值达到5.75亿元人民币，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签约1.8亿美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 　　不否认上述举措带有阶段性和局限性，放在今天真算不得什么，但在那时却实实在在在全国独领风骚，其中有好几个“全国之最”。比如“工业品贸易中心”，当时全国唯此一家。再比如各种形式的联营也是在全国首开先河，那时“重庆长江农工商联合公司”在全国牌子很响，经常有人上门参观。而鼓励多种经济成分一起上，实行多渠道流通，更是触及到所有制形式，站到了姓“资”姓“社”的边缘了，在刚刚完成拨乱反正，纠正了“两个凡是”的时候，这样干是需要很大胆量的。也正是有了这些基础，重庆后来才能重拳出击，在全国率先推出商业领域“四放开”，挑起全国商业改革又一轮大潮。 　　总理听完廖伯康汇报，说了一句话:“这下我放心了。” 　　那次向总理汇报，其实廖伯康还有许多话没讲，凭着对重庆的了解，以及在改革试点中的体会，他的思绪已经越过了手头的具体事务，驰骋在更广阔的天地。在那之前几个月，总书记胡耀邦同政治局成员倪志福、胡启立到重庆，廖伯康随省委书记杨汝岱到机场迎接，胡启立一下飞机，就各给杨汝岱和廖伯康一份材料，那是未定稿的中央关于计划经济的改革意见，他要杨、廖看看，当时胡启立在政治局分管体改。几天后耀邦等离渝，临上车时胡启立向廖伯康要回那份材料，并问:“有没有意见？”听廖伯康说有，他说:“那你上我车，我们边走边谈。” 　　车一开动，廖伯康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把这些年积蓄心头的想法条分缕析一一道来。“嘿，这些意见很重要嘛。”胡启立边说边拿出了笔记本，放在腿上欲作笔记，但在车子的颠簸中他很难写字，廖伯康才谈了3条意见就被他打断，“一共有多少意见？”听说一共20多条，他说:“你能不能多送我们一段，把话说完？”廖伯康于是一直跟到泸州。 　　当晚，胡启立叫上倪志福一道听廖伯康谈，这一谈就是4个小时。其中廖伯康特别谈了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国家重点开放东部，是考虑东部处在开放前沿，但国家同时应当考虑到自然资源大部分在西部，西部开发了国家才能均衡发展。而西部分西南、西北，西南农业在全国比重大，在西部应当优先发展西南。现在东部上去了，西南怎么办？能不能先搞点地区联合，自己组织起来求发展？ 　　显然这些观点引起了听者重视，因为第二天早餐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和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张国英有些揶揄地对廖伯康说:“老廖，听说你们昨晚谈得很热闹，怎么不通知我们一声，让我们也听听！”结果那天廖伯康还是没走成，当晚继续谈。这一谈，又是3小时。 　　在离开泸州去贵州路上，胡启立向胡耀邦谈了廖伯康的观点。 　　廖伯康回到重庆依旧忙于改革，没把这件事过多放在心上，但不久的一件事重新把这事同廖伯康连起来。那是年2月的一天，廖伯康吃过午饭正准备小憩，秘书敲门进来，请他接一个从贵州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说:“总书记让我通知你，今天下午3点到贵阳花溪开会。” 　　廖伯康抬腕一看，已经1点25分，他为难地说:“杨主任，现在都1点多了，我怎么赶得来？重庆到贵州的车程还很远呢。”电话那头，杨德中笑了，“我们早想好了，你马上坐车去白市驿机场，有昆明军区的飞机接你。”廖伯康赶紧拎起公文包就往机场赶，还未进入机场，就看见一架飞机正在机场上空盘旋，起落架已经打开。飞机停好后，下来一位女兵，径直走到他跟前，“廖书记，您是去贵州吧？”廖伯康点点头，然后在女兵引领下上了飞机，下午3点前，他准时到了花溪招待所。 　　一进会场，见云、贵、川主要领导都在座，廖伯康立刻明白，这是西南高层的一次重要会议，他有种预感，可能同西南协作有关。 　　作为东道主，贵州省长第一个发言，接下来云南省委书记要求发言，“等等，先让老廖说说。”胡耀邦打断话头，笑着对廖伯康说:“你以前不是谈了7个小时吗，现在该不会不知道该说什么吧？” 　　胡耀邦对廖伯康很熟悉，当年他们一个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一个是重庆团市委书记，分别是两级团组织“一把手”，工作上经常有往来，年团中央联络部长吴学谦调任中联部副部长，离任前向胡耀邦推荐廖伯康接任他的职位，胡耀邦正式报告了中央，这事本来已成定局，中组部的调函已下发到四川省委，后来因为重庆市委一再挽留并且廖伯康也愿留在重庆，中央才收回成命，此后，耀邦一直 　　见耀邦当众点到自己，廖伯康没有推辞，他就把那次向胡启立和倪志福谈的观点再重复一遍，他说国家先开发沿海，再开发西部，但西部不能坐等，能否在中央支持下自己组织起来，相互协作，共同发展？胡耀邦肯定了这个思路。 　　在胡耀邦主持下，这次会议决定云、贵、川加上重庆开展“三省四方”间区域协作，每年聚首，共谋发展，名称就叫“三省四方协会”。 　　会后，胡耀邦把这消息告诉了广西，广西积极要求加入，于是才有了“四省五方协作会”。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效最好的区域合作，迄今仍在运行，规模已扩大到六省七方。仅仅在第一年，各方就互派考察团（组）94个、多人次，签订各类合作项目余个，打破了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某种隔绝状态，一些多年想办却单独难办的事办成了，比如云南和四川联合开发金沙江下游，贵州和广西合作修盘县至百色公路，贵州和四川合作修大方至泸州公路，以及联合组建西南航空公司，等等。而南（宁）昆（明）铁路项目就是在第二次协作会上形成决议的。在协作中，重庆的交通枢纽作用和口岸作用更充分得以发挥，事实上深化了改革试点效果。 　　西南协作打开了重庆眼界，重庆更意识到孤零零的城市封闭了发展空间，难以充分发挥经济中心作用，以后重庆把眼光放得更远，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区域合作，并且把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作为一项基本战略。年夏，重庆说动武汉和南京，3市的主要负责人联袂到了上海，上海市委秘书长直接将他们带到常委办公室。江泽民同志刚刚就任上海市委书记，那天正同前任书记汪道涵办移交，听了廖伯康关于开展长江流域城市区域协作的介绍，江泽民当场表态同意，并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说:“就按你们商量的意见办，我们完全意。” 　　可以说达成长江流域城市合作协议是江泽民就任上海市委书记办的第一件公务。 　　第二年，首次“长江一线”的大协作会议在重庆召开，重庆乃至长江流域主要城市有了共同的增长极。借助这个高地，重庆在新时期的长江上游的地位和作用更为彰显。 　　年，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到重庆，挥笔题词:“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锁定了重庆在全国大盘子中的功能和地位。 　　重庆面前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前景灿烂。年春，廖伯康接到一个武汉电话，是邓小平二弟邓垦打的。 　　此事缘起于王谦。 　　春节前，重庆市委书记王谦从《红岩》小说作者杨益言处打听到卢作孚次子卢国纪的下落，就让秘书将他请来，当面征询一代中国船王的后代们愿否以“少帅”身份重举“民生”旗帜？并且明确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予以支持。 　　卢国纪起初坚辞不允，理由有二，一是自己学的矿山采掘，隔行如隔山;二是自己从未直接操盘民生经营管理，心中没有胜算把握。谁知后来与几位民生老职工谈起此事，竟得到热烈回应，大家齐声拥戴他出山，摩拳擦掌要重振民生雄风。大家的热情让卢国纪有了信心，于是决定同大家共襄盛举。 　　消息传到武汉。武汉居长江中心位置，历来航运业发达，那里也有人想打“民生”牌，鉴于老民生公司发端、发展于重庆，不好与之争锋，就转请邓垦出面说项。 　　邓垦文革前调到湖北，从武汉市副市长干到湖北省副省长，直至离休。这期间，他称湖北为故乡，理由是祖上原籍湖北麻城，“湖广填四川”才到的广安。而对重庆，他也极有感情。他参加过进军西南，建国后又在重庆工作10多年，当过教育局长和副市长，小平同志主政西南那些年，兄弟俩经常见面，那是邓垦成年后同大哥近距离接触最多、最值得留念的时光。他愿意在两城市间当桥梁，满以为让两地同时办“民生”这事不难，可是仔细一打听，发现不似那么简单。 　　年底，胡耀邦总书记视察重庆，在同市委领导谈到完善市场，搞活企业时，市领导感叹一些百年老店如今辉煌不在，耀邦同志说可以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帮助他们重振雄风，为国内企业树立榜样，话语中流露出打破常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考虑。那时尽管已允许“个体户”合法存在，但社会对公有制仍然一往情深，民营经济凤毛麟角。 　　市委领导提到了民生公司，说那是重庆最大的“百年老店”，耀邦就问:“卢作孚还有后人在重庆吗？问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再把民生公司搞起来？”还说如果卢家后代愿意重建“民生”，国务院可以给予支持。所以耀邦同志走后王谦到处打听卢家后代下落。 　　邓垦从耀邦讲话中敏锐捕捉到一个中央重大战略意图。他不认识王谦，同廖伯康熟，电话就打到廖伯康这里，电话里他谨慎地问:重庆办民生轮船公司，让武汉办民生实业公司行不行？ 　　廖伯康没正面回答，他哈哈笑道:“哎呀，《康熙字典》几万字，你们随便挑个用嘛，为什么一定用‘民生’这两个字呢？”邓垦听了，知道背后必定有大文章，于是作罢。 　　邓垦猜得不错，扶持民生轮船公司重建，是重庆市委在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的重要布局。此时重庆正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多方面入手搞活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企业的多样性，使这场革新曲折回环，像一首雄浑的交响乐。 　　 　　 　　四、通天改革企业改革是改革试点半年后开始的，一启动就通天。那是年国庆第二天，王谦和廖伯康联名写信，直呈总理。 　　半年来，原在重庆的中央和省属企业陆续下放，重庆经济部门为此笑声不断。原市属工业企业余家，固定资产原值总共才31个亿冒点头，而多家下放企业，其固定资产原值就将近26个亿，重庆眼馋这些高科技集聚和人才集聚的骨干企业几十年，如今梦想成真，还能不乐？ 　　当然重庆不会只是偷着乐，随着这批企业下放，重庆市委关于打破常规，搞活企业，增强城市实力的工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一旦零距离接触，他们发现情况非常严峻。 　　无论原市属企业还是下放企业，都有些年头，这些企业有个共同特点:欠账太多。原市属工业企业情况尤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厂房破烂成了它们一道独特“风景线”。在全市轻纺业中举足轻重的重棉一厂，乍看，多台织布机、多纱锭、多职工，不可谓不辉煌，但细瞅却让人匪夷所思，因为许多厂房竟还是抗战时期的简易结构！为了工人安全，有的车间专门派人守望，发现险情就吹哨子，工人听到哨音赶快跑。而全国赫赫有名的老企业重庆钢铁公司，正在用的轧钢机中，竟然还有文物级的张之洞时代产品，放在国外，这些老牙货早进了博物馆。 　　问题出在体制，在老体制中企业无力自我改造。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间全市轻纺行业共上缴税利21.35亿元，而同期得到的投资只有1.35亿元。那时实行收支两条线，企业一只手把利润交走，另一只手就得伸着要钱，否则就没钱花。有这样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有一家大型工厂，其生产的精密机床曾多次在国际博览会展出，有次外宾来厂里参观，有客人想上厕所，他非马桶不用，可厂里却只有蹲坑，场面一度尴尬，亏得办公室主任灵活，让小车司机拉着客人，飞车去了小泉宾馆，客人内急倒解了，可来回十几公里呀……厂长一脸难堪地向外事部门陪同人员解释:“原来计划修个有抽水马桶的厕所，报告打了几次，始终没有批文。” 　　还说那个重棉一厂，年计划利润近万元，除去上缴，尚余60多万元，这笔钱得支付政策规定的国库卷、国家能源集资、省统筹建厂集资等等，最后厂里不但落不下一分钱，反而负债21万元！哪还谈得上自我完善？ 　　企业即使有心背债搞改造，银行也不会轻易接招，因为那时原市属国营工业企业贷款欠账已达2.8个亿，按约定当年应还贷1.3个亿，而实际还款能力却不超过0.6亿元。 　　重庆企业，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面对企业困难，重庆市委市政府几乎无力相助，因为此前他们只得到改革授权并无资金支持，况且试点的前提是大体制不动。于是权衡再三，就有了前述那封信，他们在信中请求国家给政策，以便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使其恢复活力，在信的末尾，王谦和廖伯康分别签上了自己名字。当然，那是经过市委集体讨论的。 　　 　　他们在信中要两个政策。一是从当年起的3年内，用减税的办法，每年从全市工业企业销售额中提取1%，专项用于技改。粗算下来，每年约可得万元。要的第二项政策与贷款有关，涉及两方面:一方面，对市属轻纺行业在年特大洪灾中所发生的恢复生产性贷款，允许首先用实现利润还贷，不足部分再申请减免税金，并给予无息或低息照顾;另方面，对企业结合危房改造及迁建的技改贷款，允许用改造后增长的利润、折旧、税金来还贷，利息从低，并延长还贷期3至5年。初步匡算，这两项政策可满足项技改项目的资金需求，这些项目每年可增加39个亿的产能，国家的让利仅用3年即可全部收回。王、廖在信中用了句老话:“舍得金弹子，打得凤凰来。” 　　信在国务院受到高度重视，3天后，国务委员张劲夫就接到总理批示，总理强调“重庆应适当予以支持”，并要张劲夫“约经委、财政、体改委一议，”提出解决方案。两周后，张劲夫请来田纪云以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王、廖来信进行专题研究。田纪云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年调到北京，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还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对重庆，对财经，他既熟悉，又有发言权，所以张劲夫特别邀请他参加。 　　与会者都同情重庆，表示愿适当予以关照，支持改革试点顺利进行，但毕竟站的角度不同，他们在关照重庆的同时，还得统揽全国大局，所以他们对这块“七巧板”，用的另一种拼法。他们拟定的几项特殊政策，包括部分贷款适当延长还款时间、适当增加重庆军工企业的自筹基建指标，等等，其中关键的有2条，其一，允许重庆企业当年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0.5%，年再提高1%，增提部分，全部留给重庆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算下来，从年起，重庆每年将增加不少于万元的技改专项资金;再一项政策是上交的折旧提留全部返还。原来规定，企业折旧30%上交中央财政集中使用，张劲夫他们提出，以后重庆该交的照交，但由国家经委按项目带帽下达，全部返还给重庆。 　　 　　这些政策后来都一一兑现。王、廖上书以欢天喜地的结局收头。 　　重庆关于搞活企业的举措，在国务院领导直接关照下，一炮打响。 　　这一炮的意义还在于，让重庆各级组织以及企业界强烈感受到中央、国务院对顺利实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决心，他们因此信心倍增。随着政策逐步到位，重庆的企业改革在更深入的领域、更广阔的范围拉开场面。重点还是企业技术改造，不过，这次科技含量更高，力度更大。 　　这一轮改革侧重于产品结构调整和生产组织形式调整，说到底，就是“由城市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组织生产，”让供、需接上茬口。这是蒋一苇和林凌的研究论文中特别强调的城市功能。 　　过去企业归部门所有，各在各的“条条”和“块块”中运行，并且产品统购统销，基本上不用考虑市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机制的劣势日渐明显，一方面市场上消费品尤其高科技民用商品紧缺，群众拿钱买不到东西，另一方面大量骨干企业尤其军工企业生产不饱和，经济效益低下，甚至亏损连连。国家在“三线”投入多个亿，其中1/3在四川，又主要在重庆，有35万台好机床好设备，却不很好发挥作用。当初国家让重庆搞改革试点，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为这批生产资料及其所在企业另辟蹊径。想的办法是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让闲置的产能充分调动起来，服务经济，服务社会。重庆对此当然欢迎。企业也想摆脱困境，转产愿望很强烈。 　　愿望就是动力，各方面都以热情的态度对待改革。有个现成模式，也让大家对前景充满信心。那是算起来历史并不太久的重庆钟表工业。 　　建国初，重庆南纪门河边有个乐器厂，手巧的工人在泥巴和篾片糊成的吊脚楼里做出了手风琴，其质量敢与世界名牌叫板，年厂子搬到石桥铺，工人的巧手又造出了手表。那时实行低工资，国产表价格便宜，重庆的“山城”牌手表在市场上十分抢手，连省、市领导都来走“后门”，重庆钟表厂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年产量从几万只提到20万只，还供不应求。改革开放中厂子换个思路，找了14家单位，其中有国营的、集体的、甚至农村社队企业，把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配件交他们做，自己专心生产核心部件，结果没增加一分钱投入，就达到50万只产量，重庆钟表厂也成了重庆钟表工业公司。以后成都、贵州、昆明也想在手表市场分一杯羹，昆明甚至花几百万元进口了一批瑞士设备，不过效果不尽人意，他们慕名来重庆求助，重庆钟表就又同这些城市的同行搞合作。其他城市各自生产有个性的机壳，然后装上重庆机芯，牌子也同重庆的“山城”牌挂边，分别叫“蓉城”、“筑城”和“春城”，4城手表总产量万只，西南钟表业于是异军突起。这个一“城”带三“城”的故事，一度在国内传得很远，中央充分给予肯定。 　　重庆钟表这个实例，带给重庆企业界两点启迪:其一，要选择市场看好的产品;其二，要打开山门走社会化路子。对前一条，大家似乎不太在意，因为早有共识，只不过从此印象更深刻而已;而后一条，则让企业界人士尤其军工企业的老总们恍然大悟。此前他们无一例外都强调保密纪律而将大门紧闭，医院、学校、商场以至公安应有尽有，俨然大社会之外的一个小社会，专业化程度倒是高，但企业发展空间小，同时包袱背得重，产品成本高。他们早就想“军转民”却迟迟没“转”成，就是没把山门打开，而有些产品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和设备能力对其包圆。比如嘉陵机器厂，它能生产世界第一流的子弹，却从未做过发动机，它想上摩托车，明显缺一条腿;还有，他主要是冲压设备，要生产摩托车弹簧就必须作技术改造，这一来一个摩托车弹簧成本价就得20多元钱，而重庆的专业厂家只要2块多。如果没有外力相助，嘉陵摩托这个项目很难做成、做好。 　　年代初，重庆嘉陵厂厂门，骑着该厂生产的50型雅马哈摩托车的工人思路打开，又拆除了条、块篱笆，局面就活泼了。军工企业和重庆老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争着组织人力搞市场调查，哇哇叫着要同这个合作同那个合作，要搞这要搞那。市委市政府比较冷静，让计委牵头，先搞出规划，以便上下互动，稳中求准。这里所说的“互动”，有其特别含义，一则因为所有项目都必须通过市里向国家申请立项，二则因为好多项目需要市里统筹规划。比如嘉陵厂和建设厂都打算上摩托，市里为避免重复，就得协调，曾建议建设厂上空调，不要大家争走独木桥。再比如长安厂领导层看好微型车，并同日本铃木谈了意向，但厂里中层有阻力，厂长田基兆打电话向市计委副主任陈之惠求助:“老陈，你来给我们中干动员一下嘛，”陈之惠就去了长安厂。因为身份不同，有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效果不一样。那天，面对全厂多位处长和车间主任，陈之惠说:长安厂造汽车是有历史的哟，“大跃进”中，重庆产的第一台吉普车就是长安厂生产的，那时设备还没现在好，工人用榔头一锤锤敲出来的车壳，不简单噢。说得大家心头热乎乎。 　　经过酝酿、磨合，好项目渐渐成熟，有摩托车项目，有汽车项目，有电视机项目，有冰箱项目，有空调项目，有洗衣机项目，等等，几乎涵盖当时国内最前卫、市场潜力最大的民用家电和机电产品，甚至还有多见于国外少见于国内的家庭用品，比如望江机器厂打算上的那种在家里可以洗澡的热水器，当时重庆普通市民不但没见过，想也没想过。 　　各家企业积极性高涨，面对市场跃跃欲试，但是，真落脚到实际干，却并不那么容易，嘉陵摩托就是一例。 　　于汉卿市长是在计委那里听说嘉陵厂想上摩托的。那时已有一部分人成了“万元户”，他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要求，开始有了拥有代步工具的念头，他们的多数还不敢奢望汽车，都拿眼睛盯着便宜得多的摩托，国内市场上摩托车需求量很大。于汉卿认为这个项目很好。市计委的同志说，嘉陵厂已同日商谈好，上本田摩托，但因工艺复杂，嘉陵厂一家做有困难。于汉卿当即表态:“我们组织地方厂给他们配合。” 　　于是，不久一批企业成了嘉陵厂的协作伙伴，浦陵机器厂生产发动机，綦江农机厂生产辐条，重庆灯具厂生产车灯，重庆弹簧厂生产车用弹簧，重庆轮胎厂生产轮胎，等等，高峰时有余家大小工厂与之配套，嘉陵机器厂作为项目“龙头”，集中搞一些科技含量更高的事，如总体设计、车架生产以及总装等。几个月后，首批车就出来了。 　　 　　但这还不能就算成功，因为产品还没有“准入证”，不能上市。那时出于安全考虑，国家对摩托车实行准入制度，控制很严。一次，陈之惠在北京参加国家机械委的会议，会场上中国机械行业的各方面专家、官员济济一堂，陈之惠灵机一动，打电话回重庆，“赶快送4、5辆摩托来，表演一下。” 　　真应了那句老话:“眼见为实。”一看嘉陵摩托演示，专家和官员脸上肌肉就松了。之前国内市场主要是南昌摩托，用的原苏联技术，刹车拖带长，安全性能差，久而久之人们对摩托就有了成见，民间流传“要想死得快，买个一脚踹”，把摩托等同于事故。嘉陵摩托用的日本技术，轻轻一点就稳稳刹住，当场赢来一片赞许声。 　　以后就算从柳暗花明中走出来了，重庆摩托不但获准批量生产，而且一上市就博得一片喝彩，很快风靡全国，一度占据全国市场80%份额，甚至远销到东南亚。在市场刺激下，3年内重庆摩托年产量就达到近20万台。 　　如果新建一个同等生产能力的厂，当时需要1个亿，而重庆实际只花了万元。改革使这万元产生奇效，一个支柱产业冰山浮出。不仅如此，还带活了重庆机械行业，把一盘棋走活了。 　　嘉陵摩托艰难创业期间，其它项目也在国家支持下相继立项并批量生产，上市后也很抢手，“五洲阿里斯顿”冰箱、“将军”冰箱、“金雀”电视机、红岩电视机，以及“峡江”洗衣机和“峡江”热水器等，甚至凭票供应，而且一票难求。一度，拿着市长批条买“五洲阿里斯顿”冰箱，也不能立马提货，要先交钱开好票，然后回家等卖方的提货通知。 　　重庆企业渐渐有些扬眉吐气。改革试点头3年，全市盖的职工宿舍，相当于过去30年的总量。那时节，嘉陵厂的工人进出厂门都是高昂着头的，游走于厂门前的众多倒车族卑微的追逐，让他们特别自豪。 　　回过头来，有件事必须提到，因为它对促成这次大规模调整，起了很大作用。 　　事情起始于肖秧。肖秧参与了这次调整，他有个观点:不能全部买散件来组装，要引进技术。这无疑是对的，通过技术引进，重庆工业的技术装备和整体实力将上升一个台阶。市委采纳了他的意见，积极向国家经委求援，争取到万美元技改资金。 　　市计委副主任李义和经委副主任金烈负责落实这件事。他们带一批技术人员到日本订购设备，谈得非常艰难，对方要7万美元。回来汇报，这超了2万怎么办？肖秧说这事他来办。 　　企业技改资金归国家经委管，具体负责的是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他是肖秧的清华同学。肖秧让陈之惠给朱镕基秘书打电话，“你就说重庆的肖秧求见，问他朱副主任何时在京？”秘书回说朱镕基时在天津，当晚回京，第二天上班就能见。肖秧当晚就飞到北京，翌早8点半，他就坐到了朱镕基面前。朱镕基曾随国务院主要领导到重庆视察改革工作，知道重庆的情况及其难处，他笑嘻嘻听完老同学汇报，没说一句废话，直接问“报告带来没有？”赓即就在肖秧带去的报告上批示同意。于是，重庆的产品结构调整，得以步入快车道。 　　最后还得说明一句，此次重庆的产品结构调整走在了全国前头，彩电比“长虹”上得早，洗衣机比“荣事达”上得早，冰箱比“海尔”上得早，重庆的“将军”冰箱还是全国首批从国外引进的同类产品，无论怎样看，当时决策都是对的，改革方向也对。问题出在企业的后期经营管理，比如“五洲阿里斯顿”冰箱，由于企业领导层对市场风云把握不准，盲目扩张，造成资金链断裂，引发崩盘，被后来者无情PK，等等，等等。那是一些深刻教训。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根据之前采访廖伯康先生记录和有关资料整理）

作者简介：余镇，重庆长寿人，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生，年大学毕业后在四川省级媒体任编撰人，年辞职自创文化媒体公司，出版著述3部，策划拍摄电视剧、片余（部）集，十余篇高级人物访谈录问世于有关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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